村镇银行的独木桥
来源:金透社 2026年11月20日 14时01分

一座桥如果足够宽,没人会在意桥墩是不是结实。等到桥面只剩一条缝的时候,过桥这件事才突然变成一门需要认真对待的手艺。
村镇银行正在经历的就是这个时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显示,截至2026年11月16日,全国村镇银行法人机构仅剩948家。2021年末这个数字是1651家。五年,减少逾700家,桥面收窄了将近一半。工行、农行、交行旗下的村镇银行已经完成法人清零,六大行中只剩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富登还在桥上行进,而中银富登自己也在拆桥板——134家法人机构、185家乡镇支行的版图之下,“村改支”和“村并村”同步推进。
减量本身不是新闻。2022年注销8家,2023年9家,2024年约83家,2025年约310家,2026年前九个月又有183家失去法人资格。数字的斜率在2025年陡然变陡,说明“减量提质”的政策取向已经从文件落到了审批窗口。真正的硬话题藏在斜率背后:当法人资格不再是村镇银行的默认状态,留下来的那948家靠什么证明自己值得留下。
“小股东搭便车”的时代,被一纸征求意见稿终结了
理解这场退潮,需要先理解村镇银行制度设计里那个被反复利用的缝隙。2006年村镇银行试点铺开时,主发起行最低持股比例定在15%。制度初衷是用少量资本撬动多元资本入场,让县域金融的毛细血管快速铺开。这个设计在增量扩张期是有效的:2013年突破1000家,2016年站上1500家,2021年触顶1651家。
但15%的持股底线同时制造了一个治理悖论:主发起行承担了“发起”和“兜底”的责任,却在股权上不具备绝对控制力;小股东搭上了主发起行的信用便车,却不承担实质管理责任。当机构运转顺畅时,这个悖论被增长掩盖;当县域经济下行、利差收窄、风险暴露时,责任虚化就成了最薄弱的接缝。
2026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就《农村中小银行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将主发起人最低持股比例从15%提升至51%。十五个百分点到五十一个百分点,跨度三十六个点,翻译成治理语言只有一句话:主发起行要么增持进场、绝对控股、承担实质管理责任,要么把机构收回母行体系。中间地带被取消了。
这条新规还没有正式落地,但它的引力已经改变了整条河道的流向。工行收购浙江平湖工银村镇银行改建支行,农行6家、交行4家在2025年至2026年上半年完成“村改支”,本质上都是主发起行在51%的逻辑正式写入规则之前,提前完成了选择。大行“清零”不是撤退,是止损:与其在一个自己不具备管理半径的县域法人壳里承担治理成本和合规责任,不如把网点收进分行体系,用既有的风控和运营基础设施继续服务同一片客户。
四条退出路径,一条比一条更像手术
“村改支”是最主流的那条。主发起行吸收合并村镇银行,原址改建为支行,资产负债业务员工整体平移。操作链条最短,审批效率最高,县域金融服务的连续性在物理层面不受影响。交行在四川大邑、青岛崂山、浙江安吉、新疆石河子的4家村镇银行,全部在2025年9月至2026年3月间以这种方式退出。
但“村改支”不是万能钥匙。当主发起行自身管理半径过长,或者村镇银行所在的区域超出了母行的属地布局意愿,退出就需要更复杂的手术方案。兰州银行拟以现金收购哈尔滨银行、长安银行在甘肃的4家村镇银行100%股份,在原址设立分支机构——这是“跨主发起行收购”路径,被收购机构的主发起人不是兰州银行,但属地经营能力和网点布局的匹配度让兰州银行成为更合适的承接方。2025年江苏银行收购盛京银行旗下的宁波江北富民村镇银行,2026年北京银行收购广州农商行发起的烟台福山珠江村镇银行,遵循的是同一逻辑:管理半径错配的机构,交给半径匹配的人。
还有“村并村”。成都农商行发起的6家中成村镇银行,由涿州中成吸收合并定州、曲阳、望都、安国、高碑店5家,6家法人缩成1家,品牌保留、网点保留、服务保留,但独立法人的治理成本和合规成本被摊薄了。中银富登在安徽阜阳做了同样的动作:太和中银富登吸收合并颍上、界首、临泉、阜南、阜阳颍泉、阜阳颍东6家,7家合1家,同时核准定向募股使中银富登持股达到100%,为后续可能的“村改支”扫清股权障碍。
最特殊的一条是贵州银行的“承接+退出”。10家主发起村镇银行以全部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收益权设立信托,贵州银行承接存款形成的债权,再以债权置换信托受益权份额作为对价。这个结构绕开了传统吸收合并中资产估值的麻烦,用信托工具把“存款安全”和“机构退出”拆成了两件事:存款人的钱由母行接住了,机构法人依法注销,底层资产的回收交给信托慢慢处理。它不是最优雅的方案,但在主发起行资本承压、批量处置需求集中的场景里,是走得通的那一条。
948家,和被平均数藏起来的分化
退出路径的多样性说明一件事:决策者已经放弃了“一刀切”的幻想。但留下的人面对的现实,比退出者更复杂。
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整体的不良率在2026年6月末升至2.83%,拨备覆盖率156.66%,资本充足率12.91%。拨备覆盖率距离150%的监管底线只剩不到7个百分点。这个平均数里包含了农商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村镇银行个体的离散度只会比平均数更大。
头部样本给出的读数是另一个方向。中银富登截至2026年6月末服务客户530.80万户,贷款余额904.90亿元,不良率1.87%,拨备覆盖率174.26%,户均贷款19.51万元,农户和小微贷款占比93.78%。1.87%的不良率放在村镇银行客群结构里不算低,但考虑到户均不到20万元的信用敞口和93%以上的涉农小微占比,这个读数说明批量化和标准化风控跑通了一套可复制的模型。常熟银行的兴福村镇银行板块截至2026年6月末下辖23家机构,覆盖16个地市41个县域,村镇银行板块总资产646.16亿元,常熟银行整体净息差2.53%、不良率0.76%——它的“常银微金”模式(IPC技术本土化适配、信贷工厂标准化运营、移动平台线上化服务)在村镇银行板块的复制,是少数被时间验证过的跨区域小微风控输出案例。
但反面的读数同样真实。新三板挂牌的鹿城银行2026年上半年营收1.12亿元,同比增长6.33%,归母净利润却亏损308.58万元,同比骤降289.44%,不良率升至2.29%。增收不增利,在村镇银行的语境里不需要复杂解释:一家资产规模有限、法人治理刚性成本固定、数字化投入无法被规模摊薄的机构,当净息差收窄到某个临界点以下,信用成本稍微一抬,利润表就会翻负。
948家里,有中银富登和兴福这样的规模化样本,有鹿城银行这样的挣扎样本,也有大量既不在聚光灯下、也没有进入退出通道的中间态机构。它们共享同一个监管分类,面对的是同一张考卷上难度截然不同的题。减量提质的前半句已经兑现,后半句的分化才刚刚开始。
独木桥的过桥费,不再是牌照
村镇银行制度的核心假设曾经是:独立法人资格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优势——决策链条短、贴近本地、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软信息优势足以抵消规模劣势。这个假设在县域金融供给稀缺的年代大致成立。但当大行的数字化下沉把标准化信贷产品的边际成本压到足够低,当手机银行把物理网点的不可替代性持续削弱,独立法人的制度红利就在缩水。
留下来的机构要过的桥,桥板不再是“我有牌照”,而是“我在本地客户的软信息上积累得比任何人都深,我的成本收入比压得比任何人都实,我在涉农和小微的风险定价上找到了大行覆盖不到的那个平衡点”。常熟银行的成本收入比在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分别做到35.66%和31.78%,鹿城银行的利润表则在告诉市场:做不到的机构,营收增长救不了净利润。
工行、农行、交行的“清零”是一个信号,但不是终局判决。大行退出村镇银行法人序列,不等于退出县域金融供给;它们只是选择了一种自己更擅长的组织方式。村镇银行这个业态不会消失,但它正在从一种“制度性存在”变成一种“能力性存在”。桥面收窄之后,过桥的资格不再由发起批文决定,由成本结构、风控颗粒度和本地信息深度共同决定。948家不是终点,但它是当下这条独木桥上,每一个行路人必须自己算清楚的那笔账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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