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中国年”,展现大国金融开放的世界窗口
来源:中国金融网 大河 2026年11月17日 10时20分

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时隔12年再次担任东道主,全年在中国举办了超过300场会议和活动,超过1万名代表参与其中。领导人会议的议程表上排着贸易、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一长串条目,金融开放并不占据最显眼的那一行。但如果把时间轴拉回到一个月前,香港承办的APEC财长会已经通过了《2026年APEC财长联合声明》和《亚太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把财金合作的制度底座先砌好了。领导人会议要做的,是在这个底座上确认方向。而对中国金融开放而言,2026年真正值得记录的,不是某一场会议上的某一句表态,而是一组在会议之外已经发生、且可以被精确计量的变化。
两个“占比”之间的落差,恰好是开放的空间
先看一组容易被误读的数字。SWIFT口径下,2026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在2.75%到3.1%之间波动,排名全球第五或第六。单看这个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度条似乎走得并不快。
但央行行长潘功胜在2026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给出了另一个口径:综合考虑通过CIPS和银行内部系统结算的跨境人民币支付后,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大体在6%至7%之间波动,稳定排在全球第三位。两个口径之间的差距,不是统计游戏,而是基础设施选择的结果:CIPS正在成为人民币跨境流动的主干道,而SWIFT统计覆盖不到这条通道上的全部流量。
CIPS的实绩把这一点钉得更实。彭博根据系统数据测算,2026年前10个月CIPS处理交易182.8万亿元(约合27.4万亿美元),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创下该系统2015年上线以来最繁忙的一年。单日处理交易额在4月突破1.22万亿元,日均交易额在3月升至9204.5亿元。2026年上半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42.4万亿元,同比增长21.4%;人民币已成为中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这些数字不需要用“突破”来修饰,它们本身就是基础设施成熟度的刻度。
两个占比之间的落差,在APEC“中国年”的语境下有了另一层含义。当21个经济体的政商代表在深圳讨论“建设亚太共同体”时,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实际通道已经比SWIFT统计所呈现的宽得多。开放不是一句承诺,是一条已经在满负荷运转的管道。
准入的门槛,已经从“放宽”走到了“归零”
金融开放最容易引发讨论的部分,通常是准入。2026年发生的一件在新闻周期里容易被淹没的事是:外资在银行、保险、证券领域的持股比例限制实质性归零。这不是一个渐进式的“放宽”,而是把过去二十年里一层一层拆掉的限制,拆到了不再构成制度性门槛的位置。
门槛拆除之后,流入是可以用数字追踪的。截至2026年6月末,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贷款及存款等金融资产余额合计11.3万亿元,同比增长9.2%。境外主体持有的境内股票余额4.7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的3.9%;持有境内债券3.2万亿元。证监会披露的另一组数据显示,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A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2026年一季度QFII持股数量从2025年末的109.1亿股增至138.58亿股,环比增幅27.02%。
外资持有境内股票和债券的合计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这个总量放在全球资产配置的盘子里不算惊人,但它的结构变化值得留意。2026年一季度末,境外投资者持有信息技术行业市值约900亿美元,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占比约三分之一,医疗器械和航空航天利用外资增速分别达到42%和23%。流入的方向从“买中国的大类资产”向“买中国的特定产业能力”偏移。一家境外养老金或主权基金配置A股,过去买的是指数敞口,现在买的可能是某一条高端制造或数字经济的产业链。开放从“允许你进来”的阶段,进入了“你进来之后买什么”的阶段。
债券端同样在发生结构性位移。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中,国债占比63.9%,政策性金融债占比22.3%,同业存单占比降至9.1%。配置盘在替代交易盘,长期限的利率债在替代短端的流动性管理工具。这不是短期套利资金的进出,而是人民币资产在境外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找到了一个更稳定的位置。
制度型开放:比“开了什么”更难的部分
把2026年金融开放的动作按时间排开,会发现一个不太喧哗但方向清晰的变化:重心从“渠道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外汇管理层面,扩大投融资便利化、简化资金汇出审核、部分登记业务改由银行办理、上调境外贷款杠杆率,这些措施的技术性远大于新闻性,但它们改变的是资金跨境流动的摩擦系数。摩擦系数降一个量级,机构做配置决策时面对的约束条件就换了一套。
深圳作为东道主出台的专项方案,围绕人员往来、资金流通、数据流动提出具体举措,把“开放”从口岸和清单上拆解成可操作的服务流程。平安银行在全国累计投放零钱包33.8万个,支持境外手机号和多种证件绑卡;工商银行推动退税、换汇、支付“三合一”集中退付点落地。这些细节放在APEC的宏大叙事里显得琐碎,但它们对应的是境外来华人士从“能进来”到“能顺畅花钱”之间那段经常被忽略的距离。跨境金融的制度型开放,恰恰是由这类琐碎环节的摩擦系数总和来定义的。
熊猫债的发行节奏提供了另一个观察面。2025年境外发行人发行熊猫债1830.6亿元,2026年上半年发行1600.3亿元,同比增长约70%。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在2026年上半年达到8961亿元,同比增长94.4%。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同时在扩容,发行人从主权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向更广泛的企业主体延伸。一个市场对境外发行人的吸引力,不只取决于准入许可,更取决于发行流程的可预期性、资金跨境调拨的便利性和二级市场的流动性深度。熊猫债增速从“保持较高水平”跳到“同比增长70%”,说明这些配套条件在改善,而且改善的速度在被发行人用脚投票确认。
焦点不在“开了多少”,在开放与安全的接口处
APEC“中国年”给金融开放提供了一个展示窗口,但窗口的意义不在于把已经做成的事再陈列一遍,而在于把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放到更亮的灯光下。当前金融开放最硬的焦点,不在准入清单的长度,在开放之后资本流动管理的能力。
境外主体持有A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占A股总市值超过3%,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19万亿元。这些存量在正常市场条件下是定价效率和流动性的来源,但在压力情景下,它们同时也是一组潜在的同向交易力量。2026年Q2外资净流入A股480亿元,流入的方向和节奏受全球风险偏好和美元利率路径的影响,不完全由国内基本面决定。开放程度越高,外部金融条件向境内资产价格的传导链条就越短。制度型开放要解决的,不是把门关小,而是让门在开着的状态下,进出的人流不至于在某个时刻同时涌向同一个方向。
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口径”问题,在更深层对应着同一件事。SWIFT占比和全口径占比之间的落差,说明人民币跨境流动的主通道已经部分绕开了传统的西方主导的报文系统,这是基础设施自主性的成绩。但一条自主通道的承载力,最终取决于通道两端的经济体愿不愿意把更多真实交易放到这条通道上。APEC的21个经济体里,有多少已经把人民币纳入了贸易结算和储备配置的常规选项,有多少仍然把它当作一个备选方案,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会出现在CIPS的交易量曲线里,它出现在每一笔跨境贸易的币种选择、每一笔债券投资的汇率对冲决策里。基础设施可以靠投资建成,使用习惯只能靠时间和稳定的制度预期来养成。
中国金融网董事长何世红分析指出,APEC“中国年”为中国金融开放提供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会议期间签了多少份文件、发了多少句承诺,而在于它把“开放”这个词从政策语言转化为可被外部世界感知的制度细节。何世红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两个口径”落差、外资持股限制的归零、熊猫债70%的同比增速、CIPS前10个月182.8万亿元的处理量,这些分散在不同统计体系里的指标,共同指向一个事实:中国金融开放的重心已经从“打开大门”转向“修好管道”。他进一步指出,下一步的关键变量不在准入端,而在使用端——境外主体拿到人民币之后愿不愿意持有、持有之后愿不愿意用它做真实交易结算、结算之后愿不愿意把余额留在人民币资产上。何世红的判断是,APEC“中国年”结束之后,外界观察中国金融开放的标尺会发生变化:不再看开了多少扇门,而看门后面的通道里,有多少人在常态化的走动。这个标尺更苛刻,但它更接近开放的真实成色。
窗口打开的时候,真正被看见的是管道不是门面
深圳APEC领导人会议将持续两天,宣言会在闭幕后发布,措辞会经过反复打磨。但金融开放的真实进展,在宣言文本之外已经被一组更诚实的指标记录着:CIPS前10个月182.8万亿元的处理量,境外主体11.3万亿元的境内金融资产存量,熊猫债70%的同比增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归零,以及SWIFT占比与全口径占比之间那条还没有被填平的沟壑。
“中国年”提供的窗口,让外界看到中国金融开放的门面是整洁的:准入在放宽,通道在扩容,规则在对接。但窗口更深层的功能,是让人看见门面之后那些还在施工中的管道——资本流动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人民币跨境使用从“基础设施可用”到“商业习惯可用”的跨越,以及开放节奏与金融稳定之间那个永远需要重新校准的平衡点。门面可以靠一次会议集中呈现,管道只能靠一个一个季度地铺。APEC“中国年”结束之后,窗口会关上,但管道里的流量不会因为会议的结束而减速或加速。它继续按照自己的节奏流动,而那个节奏,才是衡量大国金融开放成色的最终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