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底至5月，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在短短数日内，于银登中心一次性推出8期个人不良贷款转让项目，信用卡透支债权总额高达122.82亿元，涉及借款用户超过22万户；4月底的两天内再度密集挂出7笔信用卡不良资产包，未偿本息合计105.65亿元。再加上北京分行转让的一笔8.24亿元个人消费贷不良资产，今年以来该行在银登中心累计挂牌转让个人不良贷款已达113.89亿元。

密集的“甩包”让这家资产规模逼近5万亿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以一种特殊方式闯入了市场视野。就在五个月前——2025年12月，该行已集中转让过逾百亿信用卡不良资产。从2025年全年核销转出不良327.83亿元、累计处置不良资产433.24亿元，到2026年前5个月再度“清仓式”出清百亿个贷不良，华夏银行正以前所未有的节奏，对历史包袱进行外科手术般的切割。

百亿不良，从何而来？——零售扩张的后遗症

解剖这百亿不良资产的构成，一条清晰的时间线浮出水面。

这些信用卡坏账，大多集中于2020年至2022年期间发放。彼时，华夏银行正处于零售业务的加速扩张期——信用卡累计发卡量从2020年的约2800万张飙升至2025年末的4332.23万张；个人消费贷规模在三年内增长近30%。为了迅速做大规模，银行放宽了客户准入标准，在宏观经济仍处扩张周期的背景下，这种策略看起来并无明显问题。

然而，当经济周期切换、居民收入预期走弱，当初低门槛投放的贷款迅速转化为逾期。截至2025年末，华夏银行个人贷款余额6987.74亿元，同比下降3.22%，连续两年缩水；个人贷款不良率却从2023年的约1.7%攀升至2.11%，同比再升0.31个百分点，近年来首次突破2%。在个人不良贷款余额147.32亿元中，信用卡占据大头，目前银登中心挂牌转让的百亿信用卡不良资产，约占个人不良贷款总额的七成以上。

这些资产呈现出极其统一的“病灶”特征：逾期时间普遍长达4至6年，绝大多数未进入诉讼程序，全部被划入“损失”类贷款。息费占比畸高——8个资产包息费合计74.04亿元，竟是本金48.77亿元的1.52倍。这意味着银行长期将这笔坏账挂在表上，让利息和费用持续滚存，直到清收成本超过预期收益，才不得不批量出清。

关注类贷款的动向同样值得警惕。2025年末，该行关注类贷款余额685.78亿元，比上年末增加75.44亿元，占比上升至2.67%。正常类贷款迁徙率上升0.83个百分点至2.18%，关注类贷款迁徙率大幅上升9.26个百分点至36.37%。这些指标预示着不良贷款的潜在生成压力仍在积聚，零售领域的风险释放远未结束。

对公高歌猛进：信贷结构的“冰火两重天”

与零售板块的收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公业务的强势扩张。

2025年，华夏银行对公贷款（不含贴现）余额达1.66万亿元，同比增长13.9%；公司贷款不良率降至1.42%，同比再降0.17个百分点，资产质量连续三年改善。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贷款余额分别较上年末增长53.74%和30.99%，增速分别高于全行贷款总额增速45.02个和22.27个百分点。存、贷款增量和增速均创近五年新高。

这种“对公扩张+零售收缩”的结构性分化，反映出一个深层趋势：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行业背景下，华夏银行正在主动将资源从高风险、低收益的零售领域，向政策支持明确、资产质量可控的对公赛道转移。对公贷款占比已从2024年的约66%上升至68.95%，而个人贷款占比则从约30%降至27.22%。

但两极分化也带来隐忧。2025年全年，华夏银行营业收入919.14亿元，同比下降5.39%；归母净利润272亿元，同比下降1.72%——这是该行近二十年来首次出现营收净利润双降。营收承压的根源在于非息收入拖累：非利息净收入289.66亿元，同比下降17.44%。当对公信贷投放持续放量，利息净收入增速尚不足以弥补非息端的缺口，盈利结构的脆弱性随之暴露。

主动出清的战略意图：从“利润增速”到“报表干净度”的取舍

零售端“量缩质降”的同时，华夏银行在财务端的操作同样具有鲜明的导向性。

2026年一季度，该行实现营业收入246.22亿元，同比大增35.33%。但归母净利润仅49.87亿元，同比微降1.50%。营收大涨而利润微降的核心原因是主动加大了信用减值损失的计提力度——一季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115.24亿元，较去年同期翻倍。

从营收结构看，35%的高增速有其特殊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从去年同期的亏损24.73亿元转为盈利22.07亿元，贡献了近30个百分点的增速。剔除这一因素，营收内核增长约为5%左右。即便扣除公允价值的影响，利息净收入仍实现了13.66%的同比增长，净息差逆势回升至1.63%，较2025年全年提升7个基点。营收增速的低基数效应和息差企稳的信号同时出现，但市场对这一向好势头能持续多久仍持观望态度。

值得关注的是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变化。一季度该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361.25亿元，而上年同期为净流入367.43亿元。客户贷款和垫款增加是现金流由正转负的主要因素——一季度末贷款总额达2.7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7.79%。贷款高增带动了现金大规模流出，这一变化表明，华夏银行正将大量流动性配置到信贷资产端，扩表节奏加快。在息差低位运行的环境下，以量补价能否持续，仍是未来盈利弹性的关键变量。

2025年全年，华夏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总额超过430亿元，其中呆账核销金额高达329.63亿元，占全年处置总额的76%以上。高强度的核销和转让，使得拨备覆盖率从年初的161.89%骤降至年末的143.30%，首次跌破150%的常规监管红线；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均低于商业银行平均水平。

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时间换空间：短期内用利润增速和拨备覆盖率作为代价，换取一张更干净的资产负债表。杨书剑2025年3月正式执掌华夏银行，随即全面推行风险出清战略。在大多数银行仍在寻求“平稳过渡”时，华夏银行的激进“扫雷”显得极为大胆——但也符合其管理层“先治沉疴，再谈增长”的改革逻辑。

拨开不良率连续下降的浮冰，真正的沉疴在水面下

从账面看，华夏银行资产质量指标持续向好。2025年末不良贷款率1.55%，同比下降0.05个百分点，实现连续五年下降；一季度末不良率维持在1.55%，与上年末持平。然而，这一“好看”的不良率并非依靠经营改善和风控增强实现，而是依靠高强度核销和转让支撑。

资产质量改善的核心动力，正在于批量转让与核销的持续加码——每批转百亿不良资产，就相当于为不良率单向扣减了数个基点。但核销只是账面上的“消失”，不良资产本身的信用风险并未真正消除，只是从银行表内转移到了AMC的手上。

拨备覆盖率从2024年的161.89%骤降至143.30%，突破150%的常规监管底线；不良贷款余额仍在扩大，2025年末达398.86亿元，一季度再增至429.17亿元。关注类贷款占比从2024年约2.58%上升至2.67%，未来潜在不良的生成压力正在积聚。

更值得重视的是零售贷款的迁徙率变化。2025年正常类贷款迁徙率为2.18%，相比上年度上升0.83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迁徙率高达36.37%，相比上年度大幅上升9.26个百分点。这一组数据意味着——每100元关注类贷款中，有36.37元可能在一年内转化为实际不良。而关注类贷款余额还在不断增长，零售端的风险正在从“隐性”加速转向“显性”。

2025年该行不良核销转出率为86.47%，环比提升8.76个百分点。核销率逼近九成，意味着每年新生成的不良贷款几乎全部被核销覆盖。换言之，不良率之所以能维持平稳甚至小幅下降，是因为银行用巨额减值计提和拨备消耗，替不良率上了一道“保险”。一旦经济压力加重、资产质量加速恶化，拨备蓄水池极可能被快速抽干。

断臂求生之后，肌肉能否再长回来？

华夏银行当下的处境，可以看作一场“体检报告确诊后的大手术”——身上有太多历史积压的“良性肿瘤”，再不切除就会发生恶变。这些被称为“损失类”的百亿信用卡坏账，在表内挂了一年又一年，既不产生收益，又持续消耗资本和拨备资源，形同金融领域的“僵尸资产”。

杨书剑接手后的治理逻辑是清晰的：零售风险必须集中暴露、集中出清，为资源重新配置腾出空间。对公业务的高歌猛进、科技与绿色贷款的两翼扩张，以及一季度信贷投放连续两个季度高增，都指向一个方向：资源正在从低效的零售历史包袱中撤离，转向符合国家战略导向和政策支持的领域。

但真实的考验在这里：百亿零售不良资产的出清，只是“切除”了存量风险。但零售端“量缩质降”的趋势仍在延续——个贷规模连续两年缩水，不良率突破2%，关注类贷款迁徙率持续攀升。如果零售业务本身的结构性缺陷得不到修复，新发放的个人贷款仍然会沿着相同的路径演化为不良。银行正在对零售板块进行战略收缩，这固然是阶段性的避险选择，但零售作为商业银行的两大支柱之一，长期缺失稳定的盈利来源，对负债端管理也有深远影响。

数据已经表明，从风险出清到业绩修复再到估值回归，是一条漫长且不确定的路径。拨备覆盖率跌至监管红线、核心资本充足率承压、合规罚单不断——这些问题的根结，并不在资产端放得多猛或收得多紧，而在于银行内部的风控系统是否真正实现了对全流程、全产品的覆盖。核销和转让只能清除表内不良，却无法改变不良产生的机制。真正有效的信贷管理体系，是在贷款发放之前就能够识别风险、在贷后管理中能够动态跟踪。华夏银行零售条线的百亿不良资产，当初几乎全部是信用类贷款——既无抵押也无担保，而如今回看，正是当初风控尺度的过度放宽为今日的百亿亏损埋下了伏笔。

手术做完之后，如何培育新的增长肌肉、重塑内控和风控能力，才是决定华夏银行能否真正“重塑肉身”的关键。留给它的，不只是一个季度的业绩答卷，而是一场系统性的肌体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