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FN 大河  版权图片/微摄

5月的中国金融界，密集上演了三场重量级活动——5月17日至20日，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成都举行；5月19日，首届金融街·金城坊论坛在北京金融街启幕；同日，中国平安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在深圳召开。陈元、周小川、易纲、马明哲、李扬五位中国金融界的重量级人物，在短短数日内相继发声。从北京金融街到成都锦江畔，从深圳股东会场到学界研讨桌前，他们的观点密集、直指核心，信息量极大。

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国经济正面临内需偏弱、信贷传导受阻、结构性分化加剧的复杂局面。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降至4.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0.2%，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更是出现-100亿元的有统计以来第二次负增长。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五位金融泰斗从各自视角出发，系统性地勾勒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路线图，释放出三个方向明确、路径清晰的重大信号。

科技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十五五”金融改革的两大核心引擎

5月19日，北京金融街，首届金融街·金城坊论坛以“启航‘十五五’——金融赋能新周期，科创驱动新未来”为主题启幕。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出席论坛并发表致辞，提出了四点要求，其核心聚焦于两大战略方向。

第一个方向：强化金融支撑科技创新，完善科技金融体系。

陈元明确指出，要引导长期资金投向关键核心技术、硬科技、未来产业，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一表述的深层含义在于：中国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已不再满足于短期的信贷投放和碎片化的政策补贴，而是需要一套系统性的长期资本供给制度。

科技企业，尤其是处于早期研发阶段的硬科技企业，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的特征与传统银行信贷“重抵押、重现金流”的审核逻辑天然存在张力。这正是陈元提出“引导长期资金”的靶向所在。通过发展股权融资、创投基金、产业引导基金等直接融资渠道，为科技创新提供“耐心资本”，成为科技金融的核心命题。

第二个方向：深化金融改革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陈元提出，应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框架，提升金融体系适配性、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意义正在从“象征意义”转向“实质需求”。SWIFT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4月人民币国际支付占比为2.85%，较3月的3.10%有所回落，全球排名从第五位降至第六位。美元仍以50.61%的份额稳居第一，欧元以21.6%位列第二。人民币与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之间仍存在数量级的差距。陈元在此时重申“稳步推进”，释放出的信号是：人民币国际化不会因短期波动而放缓步伐，反而需要在贸易结算、跨境投融资、数字人民币等多维度持续深耕，逐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权重。

陈元的四点布局不是孤立的表态，而是“十五五”金融改革战略的完整拼图：“金融工作的政治属性和人民性”——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强化金融支撑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的金融供给；“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市场开放的制度基建；“坚守风险底线”——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四者相互关联，构成了中国金融改革从“理念定位”到“制度供给”再到“风险防控”的完整逻辑链条。

AI银行与社会财富分配：技术驱动下的金融组织革命

5月18日，成都，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周小川与吕仲涛就银行领域AI应用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展开深度对话。他们的判断相当直接：当前的银行AI应用，还处于很初级的阶段，但未来的变革将远超想象。

周小川指出，目前银行业主要聚焦在具体岗位引入AI工具，如风险评估、定价与贷款决策等环节，整体银行结构并未改变。他用自动驾驶类比：早期电动汽车通过雷达、信号等模块化功能叠加实现辅助驾驶，而新一代做法（如特斯拉）直接利用海量感知数据，通过大模型“黑箱”一步到位输出驾驶决策。AI的潜力远超“岗位赋能”，未来将逐步替代人的思维和机构职能，对银行的组织架构进行彻底的重构。

吕仲涛则从监管角度发出严肃警告：在强监管环境下，银行只能对固有流程做局部工具嵌入，难以像海外初创公司那样从零孵化全新场景。他预测，未来银行必然从“流程银行”演进为“AI原生银行”。一个训练有素的大模型可能融合五六个岗位的能力，产生“超级员工”，导致前中后台岗位融合甚至消失。

两人一致认为，银行AI的终极形态是端到端的重构，但这一进程面临两大核心挑战。

挑战一：监管“黑箱”难题。 AI模型在追求极致预测准确率的过程中，其内部运算机制往往呈现“不可解释性”。信贷审批若由AI做出，当贷款出现不良时，无法像对人类信贷员那样进行归因追责。现行监管框架中的“双罚制”——机构被罚的同时相关人员同步问责——与AI的“不可解释”特性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制度冲突。三部门联合发布的《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已将研发金融风控智能体明确提上日程，但AI进入金融决策所需的制度建设远未成熟。

挑战二：责任体系重构。 当AI替代多个岗位时，传统的“谁签字、谁负责”的归责逻辑将失去效力。追责机制需要从“追个人”转向“追模型”——模型的开发、训练、部署、监控等全链条责任都需要在制度层面清晰界定。

可以说，周小川和吕仲涛的这场对话，是面向“十五五”的一盏“技术预警灯”——AI正在重新定义金融机构的组织形态、生产方式和社会角色。核心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用AI”，而在于“如何让AI可信、可控、可问责”。

实体经济是金融根基：生产性服务业的新定位与公共金融转型

5月21日，同样在金融街·金城坊论坛上，易纲的发言从两个维度展开，具有极强的现实穿透力。

维度一：金融的重新定位与AI对GDP的深远影响。

易纲重申“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这一基本原则。他强调，“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金融等重要的产业定义为生产性服务业，这对于我们整个金融从业人员来说，既是一个艰巨的使命和任务，也是一个光荣的定位”。

将金融定义为“生产性服务业”，意味着金融的价值不应以机构自身的盈利规模来衡量，而应以对实体经济的赋能效果来评价。这是一种评价逻辑的根本转变——金融的“好”与“坏”，不再看赚了多少钱，而要看让实体经济活得多好。

在AI对GDP统计的影响方面，易纲提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观察：当前大量用户免费使用的AI应用提供了巨大价值，但这些价值并未被计入GDP。随着AI应用转向收费模式，这部分价值才会计入国民核算。中国的算力市场和电力资源潜力巨大，在全球具有明显优势。这一判断直接指向中国在全球AI基础设施竞争中的核心优势——当其他国家受制于电力和算力成本时，中国具备规模化部署AI基础设施的天然禀赋。

维度二：从“公共财政”向“公共金融”转型。

易纲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颇具前瞻性的命题——从“公共财政”向“公共金融”转型，即通过拉长政府债期限，将政府债务管理从短期财政预算约束转向长期金融市场运作。

他指出，地方政府的资产——道路、剧院、医院、学校等公共设施——多为优质资产，但普遍面临“现金流不足以覆盖还本付息”的困境。“不管是‘公共财政’也好还是‘公共金融’也好，一定要看它的可持续性”。

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易纲认为其优先权首先是“三保”民生，投资部分则应“比较市场化”。“即我们有一个基准利率，我们也要有一个投资项目的评估，什么项目能上、什么项目不能上”。这一转型命题的核心，在于重建地方政府融资的“可持续性”原则——项目投资必须经过市场化评估，现金流的覆盖能力不能缺失。

从“地方债要化解”到“把地方债变成可持续的金融资产”——这正是易纲所释放的最重要的政策信号：地方债管理的思路正在从“灭火”转向“治本”，从短期紧急处理转向长期制度安排。

聚焦中国：保险业龙头的战略定力与AI竞争壁垒

5月20日，深圳，中国平安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上，马明哲的发言简洁但信息浓度极高。

第一，聚焦中国是平安第一战略。

马明哲直言：“纵观全球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中国市场的成长性和盈利性都是最好的，所以，聚焦中国，是平安坚决不动摇的第一战略。公司的资本将深度投资中国，为股东创造更多回报。”

这句话的背后含义值得深思：中国保险业的成长性——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医疗、护理保险需求正在大规模释放；中国保险业的盈利性——净息差收窄压缩银行利润空间，但保险业的利源结构相对稳健，受利率下行冲击的程度与银行不同。

马明哲将“科技创新”和“AI”定位为平安下一个阶段的“特殊竞争优势”。他表示，“在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的时代下，我们的科技创新在金融业和保险业都是领先的。未来公司将继续抓住科技创新大潮，建立特殊的竞争优势和竞争能力。当公司的能力在国际竞争中建立起特殊的竞争优势和能力时，可能会考虑进一步布局海外。”

这里的逻辑非常清晰：AI不是工具，而是构建竞争壁垒的战略武器。平安的AI布局，既是为了应对国内市场的竞争加剧，更是为未来的全球化储备“出海能力”。

扩张政策必须加力：李扬的三个着力点

5月19日，在金融街·金城坊论坛上，李扬的观点最为直接——“当前，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仍需加力”。他提供了三个具体的着力方向。

着力点一：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李扬强调，要完善股票市场各项制度，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稳步发展衍生品市场，加强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强化现金分红。

着力点二：抓好“六张网”投资建设。

在继续促进消费的同时，李扬提出投资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尤其要抓好水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投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兼顾短期经济托底和长期产业升级的双重目标。

着力点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李扬建议，国债供应结构要调整并丰富品种，逐步增加国债在央行负债表的比重，加大债务市场对外开放。

李扬三个着力点的逻辑主线十分清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钱没流到该去的地方”。扩张性政策不是简单的“放水”，而是从“总量宽松”转向“结构优化”，通过资本市场改革和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将资金精准引导到有增长潜力的领域。

中金评论：五位金融泰斗的“系统化共识”

五位金融泰斗密集发声，绝非偶然的时间巧合，而是产业拐点、政策窗口与治理需求多重因素交汇下的必然。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面临的传统增长动力减弱、新动能培育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等挑战，需要金融体系进行一次全方位、系统性的战略重塑。

中国金融网董事长何世红分析认为，五位金融泰斗的观点归结，可以凝练为“三大共识”：第一，金融的核心使命是服务实体经济。陈元提出的科技金融体系、易纲重申的生产性服务业定位，都贯穿了这一主线。第二，金融业的增长动力必须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优先”和“技术驱动”。周小川的“AI原生银行”愿景、马明哲的“AI竞争壁垒”战略，直指技术变革对金融行业的根本性重塑。第三，金融改革必须在制度建设中推进，而非政策口号。易纲提出的“公共金融”转型、李扬提出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都是在强调从“政策宣示”迈向“制度落地”。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五位泰斗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中国金融的“破局思路”：陈元从战略高度指明科技金融和人民币国际化两大方向；周小川从技术变革视角揭示AI对金融组织的颠覆性影响；易纲从制度建设维度规划金融的定位重构；马明哲从企业实践角度展示AI赋能的商业逻辑；李扬从宏观政策层面提出“扩张必须加力”的判断。这种从战略到技术、从宏观到微观、从制度到市场的全方位分析框架，构成了一个高密度的“系统化共识”——它不仅回答了中国金融“往哪走”的方向问题，也思考了“怎么走”的路径问题。

“十五五”金融改革的蓝图正在清晰展开，但蓝图到现实之间，需要更多制度创新的落地验证和产业实践的耐心积累。五位泰斗的智慧盛宴已经开席，真正考验改革成色的，是未来五年的每一步制度细则、每一个市场反应和每一位金融从业者的日常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