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首席金融洞察 庄严  版权图片/微摄

2026年4月，金融市场出现了一组前所未有的数据：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00亿元，这是有统计以来第二次单月信贷负增长。居民贷款整体减少7869亿元，企业中长期贷款减少4100亿元。与此同时，M2增速却反弹至8.6%，货币供给充裕与信贷需求枯竭之间的剪刀差，呈现出一道刺眼的结构性裂痕。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道裂痕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可以解释。在贷款投放疲软的表象之下，一场潜伏更深、蔓延更广的“恐贷症”——银行恐贷、监管恐贷、企业恐贷、个人恐贷——正在以连锁反应的形式，系统性重塑金融市场的信贷生态，其破坏力远超一次普通的信贷萎缩。

双罚制高压：信贷问责为何让银行人“谈贷变色”

信贷市场的第一重困局，发生在银行的放贷端。在监管的“双罚制”高压态势下，信贷业务已成银行内部“高危岗位”。

2026年一季度，银行业延续强监管态势，监管机构对银行开出1701张罚单，罚没6.11亿元。其中信贷业务违规成为绝对“重灾区”，罚单数量达1043张。这并非短期现象。违规领域高度集中于贷款“三查”不尽职、信贷资金违规挪用、信贷资产分类不准确等方面。国有六大行分支机构受罚频次最高，合计罚款占比超六成，表明即便风控体系相对健全的大型银行，基层执行层面仍存在制度空转、流程虚化的问题。

“双罚制”已成为监管常态——机构被罚的同时，相关人员同步被问责。农行浙江分行因个人及对公贷款管理不审慎被罚880万元，18名责任人被警告；浦发银行杭州分行因“三查”执行不到位被罚475万元，5人同步被问责。杭州联合银行领千万元罚单，多名责任人员被罚款或警告；威海银行因贷款风险分类管理不到位被罚85万元，首席风险官和风险总监同步被追责。

更严厉的问责来自“终身禁业”。云南嵩明农商行相关责任人因信贷管理不审慎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6年；贵州银行天柱支行客户经理因违法发放贷款被终身禁业；建设银行酒泉分行三人因“三查”落实不到位造成信贷资金重大损失被终身禁业。泉州银行亦有一名责任人因信贷违规被终身禁业。

从机构到个人、从高管到客户经理的全链条问责，正在全面重塑银行的信贷文化。一位银行人士坦言：在这个问责体系下，“不贷款不会犯错，贷款反而可能被追责”，谨慎而非进取，正在成为信贷从业者的职业理性。

“除恶务尽”的基层偏差：不良资产清收中的两道分水岭

信贷问责压力加剧的背后，一个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值得高度关注。

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清收方面，高层作出重要批示，提出“除恶务尽”的工作要求——这一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意在严肃查处各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然而，在基层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容忽视的执行偏差，突出表现为形式化、简单化、扩大化。

形式化是指部分地区将不良资产清收简化为“数据压降”任务，为完成指标的“数字游戏”，而非从本质上摸清不良资产的真实成因和债务主体实际状况。简单化则体现在清收手段上，“谁放贷款、谁负责收回”的“一刀切”问责，罔顾贷款发放时点宏观环境、行业周期变化等客观因素，让信贷人员为无法控制的系统性风险承担连带责任。

最需要引起高度警惕的，是清收过程中的所有制差别对待。据基层反映，在不良资产的认定与处置环节，对央企、地方国企（包括各类平台公司）的不良贷款问责，在客观上存在力度偏轻、动辄“从宽从缓”的现象；而对民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消费贷款的不良问责，则动辄“从重从快”“终身追责”。这种事实上的差异化对待，正在产生极为负面的溢出效应——银行新增信贷资源出现“避重就轻”的结构性偏移：信贷资金大量涌向“国家队”，而信贷需求最为迫切、创新能力最为活跃的民营经济领域，却持续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中央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贯政策导向，亟待从制度层面予以纠偏。

更令人忧虑的是，问责压力层层传导，已从银行内部延伸至监管端，形成“恐监症”。基层监管部门因担心在上级巡查、专项检查中被追责，在审批、备案等环节趋于保守。监管趋紧与银行避险形成相互强化的正反馈：问责越严，银行越不敢贷；银行越不敢贷，普惠金融覆盖面越窄；覆盖面越窄，区域经济发展承压越大；发展越承压，未来不良风险隐患越深——一个从“恐贷症”出发的负向循环，正在加速运转。

一贷两“观”：所有制歧视下的信贷资源错配

在“双罚制”高压和差异化问责的双重挤压下，信贷资源的结构性错配愈演愈烈。

银行的风险偏好降至冰点。面对贷款“三查”不尽的合规风险和终身追责的个人风险，基层信贷人员“宁可少贷、宁可错失，决不违规”——在央企、国企与优质平台公司的贷款因其信用等级高、违约率低而“抢着贷”，在供需关系推动下贷款利率被越压越低；而实体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则因信用记录不完整、抵押物不足而“绕着走”。

银行表面上有普惠型小微贷款增速指标，实际底层逻辑已悄然转向“避险优先”：利用票据贴现等低风险工具来完成监管考核指标，4月票据融资新增1.24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银行宁可买2%的票据、2.5%的国债，也不愿以4%的利率放给中小制造企业。结构性错配的鲜明图景已然形成：信贷资金——涌向大基建、涌向低风险的国企平台、涌向票据空转的套利循环；而最需要资金滋养的实体经济毛细血管——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却成了银行“躲贷”的重灾区。

与之对应的是，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活力、代表产业未来的科技型企业，其融资需求也并未被传统信贷有效覆盖。高技术制造业、AI等领域的资金需求呈爆发式增长，但这些企业不依赖传统银行贷款，而更多依靠股权融资和产业资本。银行想贷的，不需要钱；真正需要钱的，银行不敢贷。这种“K型分化”正在重塑信贷需求的基本面。

从宏观数据来看，4月新增社融6245亿元，同比少增5354亿元，社融存量增速7.8%，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间接融资表现持续疲弱。央行202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明确指出，国内金融市场融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贷款占比下降，债券占比明显提升——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中的占比已升至约32%，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贷款份额的持续收缩，“恐贷症”的影响已不仅体现在微观层面，更正在深刻改变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融资结构。

恐贷传导：从银行信贷员到企业老板再到普通居民

问责压力从银行向企业、居民层层传导，“恐贷”四重奏正在形成闭合循环。

第一重——银行恐贷： “不贷无责、贷则有责”的问责逻辑已经催生出银行内部的“躺平文化”。对一线信贷员和基层支行行长而言，贷款一旦出现不良，不仅要面临绩效考核扣分，更要承担从内部处分到行业禁入的严重后果。但在当前经济下行、企业信用分化的背景下，谁也无法保证每一笔贷款都不出现不良。这种“收益归银行、风险归个人”的不对等格局，直接将银行的信贷创造力压制至冰点。

第二重——监管恐监： 问责压力不仅作用于银行内部，也已向上传导至监管端。基层监管部门在层层巡查、专项检查的问责链条中，同样出现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倾向。对于银行上报的信贷项目和审批备案，往往采取更为保守的审查标准，以求在后续被追责时有更充分的免责依据。监管的谨慎进一步强化了银行的谨慎，形成一个互相加强的“避险螺旋”。2026年一季度，金融监管总局等三部门针对银行共开出1701张罚单，涉及机构328家，罚没金额逾6亿元，“严监管”已转入常态化阶段。对银行系统而言，合规成本与问责压力仍在持续加码。

第三重——企业恐贷： 传统制造业和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成本端——国际油价攀升推高生产成本；终端需求端——消费市场萎靡不振，即便贷款利率降至历史低位，在看不到“借钱能赚钱”的确定性回报时，企业宁愿“留足余粮”也不愿扩产。更关键的是，民间多年流传的“贷款就是提前步入死亡”“多少企业老板死在贷款上，最后搞得一身债”并非毫无根据——在“一刀切”的问责体系下，企业一旦因系统性风险陷入困难，将面临银行抽贷、续贷不畅、债务越滚越大的困境。江苏金融监管局于5月18日发布“新16条”措施，明确要求细化民营小微融资尽职免责情形，合理放宽不良容忍度，其背后正是对这一困境的政策回应。

第四重——个人恐贷： 居民端同样在用脚投票。一季度居民存款新增7.68万亿元，但居民贷款仅增加2967亿元，贷存比跌至3.9%——每存入100元只借出不到4元。当前居民部门季度还本付息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13.6%，几乎是日本和美国的两倍。一季度提前还贷规模约6800亿元。这也折射出了社会风气的深层转变：从“借钱致富”的跃进式财富观，转向“还债保平安”的防御性财富观。“能不贷就不贷、能早还就早还”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财务准则。

独立评论：恐贷之锁，比资金之渴更亟待打破

5月2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取消全国统一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硬性指标，转向“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四大目标，重点支持科技、消费、外贸等领域。新政提出推动跨部门“联合会诊”机制，协同解决小微企业融资困难，要求银行细化民营小微融资尽职免责情形，合理放宽不良容忍度。

方向已然转向，但从政策落地到市场预期改变，尚需大量配套工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近期指出，中小金融机构正陷入“前景迷茫、历史包袱沉重、现实能力不足”的发展困境，需要从不良资产处置机制、破产重整安排、化解边清边冒问题等多维度协同发力。深层矛盾不可能仅靠几份通知即可解除。

从根本上说，信贷市场的“恐贷症”根源在于当前风险责任体系的天平过度倾斜。“除恶务尽”的本意是严肃查处违法和腐败，这是正确的。但在执行层面，事实上的所有制差别对待、对系统性风险的“一刀切”问责、对银行从业人员的终身追责，正在背离政策的保护初衷。信贷本身就是一项具有风险的事业。银行的拨备制度正是为不良核销准备的“安全垫”，现实中，监管部门要求在核销不良资产的同时还要“倒查追究”放贷环节，实质上否定了拨备制度的应有价值。

信心的修复往往比资金的供给更为艰难。当银行信贷岗位成为人人避之的高危行当，当企业老板把贷款视作“债务枷锁”，当居民把提前还贷当作“减压手段”——经济最基础的资金流动链条，正在被一环一环节节卡死。打开这把“恐贷之锁”，需要的不仅是政策松绑，更是一整套责权利对等的制度重构。

“十五五”开局之年的信贷市场，给政策制定者提出的一个关键命题是：如何在严控金融风险与激发信贷活力之间找到制度平衡点。过度避险与过度放贷同样有害。在“除恶务尽”清收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也亟需警惕基层执行中的形式化和所有制差别对待倾向。只有银行敢贷、企业愿贷、居民能贷，信贷之水才能真正流进实体经济的土壤，而不是继续盘旋在金融体系内部的高墙之上。

文章核心内容来自监管部门公开披露信息及央行、金融监管总局对外公布数据。文中案例分析均基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监管分局依法公示的行政处罚决定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