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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户千万存款莫名流失事件,给吉林农商银行带来的烦恼

来源:金透社   2026年05月03日 19时0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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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透社 | 蔡垡  图源 | 微摄


2025年末,吉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农商银行”)完成了一项重量级整合: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批准,吸收合并吉林德惠农村商业银行等56家机构。56家机构依法解散,由吉林农商银行承继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网点以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原机构变更为吉林农商银行的分支机构。这家合并后资产规模领先的省级农商银行,本应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整合后的业务调整和经营优化之中。

然而,2026年4月底,一场存款风波打破了这份平静。据中国吉林网报道,原扶余惠民村镇银行——56家被吸收合并机构之一——被曝发生千万存款莫名流失事件。储户陈冰(化名)于2025年10月28日在该行存入1000万元办理七天通知存款业务,同年12月13日,其银行卡被办理挂失并补办新卡,1000万元存款被赎回后转至该行员工赵某丽名下。另一储户王凤(化名)于2025年11月10日存入800万元,2026年1月发现存单被挂失,本金同样去向不明。

资产规模刚扩大,合规的旧账就翻了出来。

“等司法结论”到“不等待司法结论”:45度转向背后隐藏的压力

事件曝光初期,银行方面的回应一度令储户和市场感到困惑。

据储户向媒体反映,事发后涉事银行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等到该事件有“司法结论”后才能处理陈冰与王凤的存款问题,但对“司法结论”的界定含糊其词,仅建议储户向公安机关了解案情。储户陈冰前往吉林农商银行总行反映情况后,总行工作人员给出了类似的回复:“你就赶上这事了,这事黄不了,你就等司法结论。”

储户王凤则透露,涉事银行的某位工作人员曾承认“我们自查结果是她违规了,经侦正在调查”,但存款何时兑付尚无定论。银行方面以等待司法审理结果为由暂缓兑付,储户合法权益的处理陷入僵局。

4月30日,吉林农商银行有关负责人正式回应,措辞发生明显变化:该行对原扶余惠民村镇银行相关存款事件高度重视,正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开展调查,依法依规推进处置;原扶余惠民村镇银行涉案员工赵某丽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被盗取的储户存款由公安机关依法追查追缴。最关键的一句是:“针对客户合理诉求,该行将严格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原则,不等待司法结论,依法合规保障客户合法权益。”

“不等待司法结论”这六个字,与先前“等司法结论”的回应形成鲜明转折。这一转向透露出几个信号:舆论压力和企业经营危机(陈冰经营的数百人公司因资金无法提取面临欠薪和倒闭风险)已经形成较强的社会关注度,司法机关调查的推进使事件性质更加清晰,银行评估后认为继续拖延兑付将带来更大的声誉风险和监管压力。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前后变化本身所折射出的信息——当一起重大存款流失事件发生后,涉事银行的第一反应不是依法依规先行赔付、再向员工追偿,而是以“等司法结论”为由将储户挡在门外——这暴露的不仅是内控漏洞,更是对储户权益保护机制运行中的深层次认知偏差。

舆情风波骤起,信用积累面临严峻考验。

“三张牌”都要打:声誉、监管、合规的三重烦恼

对处于合并后关键过渡期的吉林农商银行而言,此事件带来的治理挑战是多维度发酵的。

其一,声誉烦恼:基层银行的内控溃口让整艘大船蒙尘。 村镇银行本就因为部分机构的经营不规范而在公众心目中敏感性较高。当赵某丽在银行“同事违规协助下”完成从挂失、补卡到转账的全套操作链条的消息被披露后,储户对整个农信系统的信任将产生深刻的怀疑。吉林农商银行作为合并后的统一法人,即便在总行层面设有严密内控,基层机构的独立性过强和非连贯性监督的治理漏洞,也会导致公众对整个体系的信任被侵蚀。

其二,监管烦恼:窗口期的合规真空亟待解释。 2025年2月,原扶余惠民村镇银行曾因“支付结算违法违规、征信管理违法违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业务违法违规”等三项违法事项,被中国人民银行松原市分行处以警告及罚款。九个月前已经暴露出基础数据和网络安全管理的短板,然而机构的治理漏洞并未得到根本性修补——在短短数月后便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储户存款流失案件。吉林农商银行作为吸收合并方,对这些早已暴露风险的纳入机构是否尽到了充分的接管尽调和过渡期监督,将是监管层面高度关注的问题。

大股东的“镜像烦恼”:九台农商行的财务状况与治理关联

涉事村镇银行并非独立于大型银行体系之外的“零散组织”。据天眼查资料,涉事银行扶余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其最大股东为东北最大农商银行——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台农商行”),持股比例达49%。

九台农商行自身正处于经营困难期。该行2024年全年预期净亏损达17亿元至19亿元,2025年上半年预期净亏损约为8.98亿元。亏损主因是为应对外部市场环境变化,2025年上半年资产减值损失较2024年上半年增加约312.42%,但同时部分被营业收入增加所抵销。更令市场侧目的是,九台农商行自2025年3月12日起H股停牌,停牌前收市价为每股0.41港元。2025年11月24日,该行正式从港交所退市,成为首家从港股退市的农商行。吉林金控以每股0.7港元(较最后交易日收市价格溢价约70.73%)的H股要约价,完成了对九台农商行的收购。

大股东自身堪忧的财务面难免令人追问:在自身经营已陷入亏损和资本充足率压力之下,九台农商行对其控股的多家村镇银行在治理、审计和合规管控方面投入的资源和精力是否充足?控股一家村镇银行的股东自身面临退市风险,其对子公司的治理监督能力必然大打折扣。九台农商行在全国范围内全资或控股了33家村镇银行。这一庞大的村镇银行版图,与自身正在经历退市与巨亏双重压力的控股股东之间,形成了治理链条上的悬空地带。

对吉林农商银行而言,这构成了第三个层次的烦恼:在合并扶余惠民村镇银行等56家机构的过程中,必须为遗留的治理风险承担“兜底”责任。而这类“账外风险”——游离在常规资产负债表之外的内控漏洞——恰恰是银行并购中最容易忽视、但事后需要付出最大治理成本去化解的因素。

37亿元代价后的“准国家队”烦恼:吉林农商银行整合的新使命

吉林金控对九台农商行的H股要约现金代价约6.77亿港元,内资股要约代价约25.88亿元人民币,合计超30亿元的资金推进了九台农商行H股退市及国企接盘的控制权转移。九台农商行从港股资本市场全面退出,标志着其在香港市场近九年的上市历程正式结束。

收购完成后,九台农商行实际控制权转入吉林金控主导下的国有全资持股体系。九台农商行是扶余惠民村镇银行的控股股东,而吉林农商银行则是通过吸收合并最终对接扶余惠民村镇银行的统一法人机构。三家银行之间的股权关系和治理纽带相互交叉又各有层级——九台农商行此前是扶余惠民村镇银行的控股股东,吉林农商银行吸收合并了作为子公司的扶余惠民村镇银行,在控股股东层级中,九台农商行、吉林农商银行与新晋升为国有控股银行的九台农商行之间,仍需经历一段过渡性的治理体系整周期。

对于吉林农商银行来说,这起存款消失事件不仅是子公司遗留下的一起偶发案件。九台农商行退市并被国资收购后,其旗下村镇银行的遗留治理问题并不会自动消解。吉林农商银行在完成吸纳后,必须消化这些机构的存量风险,同时承担起对原股东治理缺陷进行系统性修补的责任。这要求其在制度层面——合规体系建设、内部监督机制、风险预警系统——进行全面升级,确保中小银行整合后的资产安全能够切实保障储户合法权益。

行业镜鉴:中小银行整合中的深层挑战

扶余惠民村镇银行存款流失事件,折射出中小银行整合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三重治理困境。

其一,并购过渡期的内控“真空地带”。银行兼并重组往往聚焦于资产端的整合,而合规管理的配套衔接常被置于次要位置。制度流程在并购过渡期处于“暂停”或“切换”状态,新管理体系尚未完全落地,原有风控链条断开或者失控,基层网点的管理约束力出现周期性下降,这一窗口期恰好为内部员工违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扶余惠民村镇银行在2025年末被合并后的数月内,暴露出内控合规方面的重大疏漏,说明过渡期的风控安排仍有显著提升空间。

其二,村镇银行改革重组中的“轻治理”倾向。2025年,全年获批解散、合并吸收的银行数量已近400家,总数超前三年之和。从机构类型看,以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为主。在整合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如何确保被吸收机构的内控体系平稳衔接、存量风险充分暴露、资产质量真实评估,是决定整合成败的关键变量。若仅追求机构数量的压减和资产规模的合并,而忽视治理能力的实质性提升,“减量”就可能停留在简单消亡、“提质”则难以落实。

此次事件,也给正身处同一整合进程的吉林农商银行敲响了一次沉重的“警钟”:如果制度设计在基层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处失去温度和力度,那么即便完成56家机构的吸收合并,合并后统一法人的全辖合规质量仍然可能存在参差不齐的风险。

★ 金透评论:整合的正效应不在规模,在治理

扶余惠民村镇银行千万存款流失事件,对吉林农商银行的伤害是多层次的。短期看,它侵蚀了银行信誉,动摇了储户对农商行体系的信任基础;中期看,它将迫使吉林农商银行在整合过渡期之外,投入更多资源应对合规检查和存量风险摸排;长期看,它考验的是吉林农商银行能否在一系列治理缺陷暴露后,从“物理合并”真正迈向“化学反应”。

吉林金控耗资超30亿元推动九台农商行从港交所退市的全过程,以及吉林农商银行吸收合并56家机构的整合实践,这两项举措共同构成了吉林省内银行业“规模重组”的顶层设计逻辑。但监管推动兼并重组的初衷,绝不只在于做大机构体量,而是在于通过规模放大后的资源集中效应来提升剩余资本带来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资产规模不能自动转化为治理能力,只有将合并后的制度建设、内控整合、合规督导做实做强,才能真正实现改革化险的政策目标。

这起案件的解决终须司法机关给出法律判断、银行兑现兑付责任。但对吉林农商银行而言,真正的考题已经提交:如何在合并多项资产的物理进程中,强化对合并机构的合规监督,避免基层机构的个别“溃疡”损害整个体系的安全边际,使每一次整合都能真正筑牢储户的资金安全底线,而非仅仅是资产负债表上的一次存量并表。未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对治理能力的要求,将永远高于对资产规模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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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透社 | 蔡垡  图源 | 微摄


2025年末,吉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农商银行”)完成了一项重量级整合: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批准,吸收合并吉林德惠农村商业银行等56家机构。56家机构依法解散,由吉林农商银行承继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网点以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原机构变更为吉林农商银行的分支机构。这家合并后资产规模领先的省级农商银行,本应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整合后的业务调整和经营优化之中。

然而,2026年4月底,一场存款风波打破了这份平静。据中国吉林网报道,原扶余惠民村镇银行——56家被吸收合并机构之一——被曝发生千万存款莫名流失事件。储户陈冰(化名)于2025年10月28日在该行存入1000万元办理七天通知存款业务,同年12月13日,其银行卡被办理挂失并补办新卡,1000万元存款被赎回后转至该行员工赵某丽名下。另一储户王凤(化名)于2025年11月10日存入800万元,2026年1月发现存单被挂失,本金同样去向不明。

资产规模刚扩大,合规的旧账就翻了出来。

“等司法结论”到“不等待司法结论”:45度转向背后隐藏的压力

事件曝光初期,银行方面的回应一度令储户和市场感到困惑。

据储户向媒体反映,事发后涉事银行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等到该事件有“司法结论”后才能处理陈冰与王凤的存款问题,但对“司法结论”的界定含糊其词,仅建议储户向公安机关了解案情。储户陈冰前往吉林农商银行总行反映情况后,总行工作人员给出了类似的回复:“你就赶上这事了,这事黄不了,你就等司法结论。”

储户王凤则透露,涉事银行的某位工作人员曾承认“我们自查结果是她违规了,经侦正在调查”,但存款何时兑付尚无定论。银行方面以等待司法审理结果为由暂缓兑付,储户合法权益的处理陷入僵局。

4月30日,吉林农商银行有关负责人正式回应,措辞发生明显变化:该行对原扶余惠民村镇银行相关存款事件高度重视,正全力配合司法机关开展调查,依法依规推进处置;原扶余惠民村镇银行涉案员工赵某丽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被盗取的储户存款由公安机关依法追查追缴。最关键的一句是:“针对客户合理诉求,该行将严格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原则,不等待司法结论,依法合规保障客户合法权益。”

“不等待司法结论”这六个字,与先前“等司法结论”的回应形成鲜明转折。这一转向透露出几个信号:舆论压力和企业经营危机(陈冰经营的数百人公司因资金无法提取面临欠薪和倒闭风险)已经形成较强的社会关注度,司法机关调查的推进使事件性质更加清晰,银行评估后认为继续拖延兑付将带来更大的声誉风险和监管压力。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前后变化本身所折射出的信息——当一起重大存款流失事件发生后,涉事银行的第一反应不是依法依规先行赔付、再向员工追偿,而是以“等司法结论”为由将储户挡在门外——这暴露的不仅是内控漏洞,更是对储户权益保护机制运行中的深层次认知偏差。

舆情风波骤起,信用积累面临严峻考验。

“三张牌”都要打:声誉、监管、合规的三重烦恼

对处于合并后关键过渡期的吉林农商银行而言,此事件带来的治理挑战是多维度发酵的。

其一,声誉烦恼:基层银行的内控溃口让整艘大船蒙尘。 村镇银行本就因为部分机构的经营不规范而在公众心目中敏感性较高。当赵某丽在银行“同事违规协助下”完成从挂失、补卡到转账的全套操作链条的消息被披露后,储户对整个农信系统的信任将产生深刻的怀疑。吉林农商银行作为合并后的统一法人,即便在总行层面设有严密内控,基层机构的独立性过强和非连贯性监督的治理漏洞,也会导致公众对整个体系的信任被侵蚀。

其二,监管烦恼:窗口期的合规真空亟待解释。 2025年2月,原扶余惠民村镇银行曾因“支付结算违法违规、征信管理违法违规、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业务违法违规”等三项违法事项,被中国人民银行松原市分行处以警告及罚款。九个月前已经暴露出基础数据和网络安全管理的短板,然而机构的治理漏洞并未得到根本性修补——在短短数月后便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储户存款流失案件。吉林农商银行作为吸收合并方,对这些早已暴露风险的纳入机构是否尽到了充分的接管尽调和过渡期监督,将是监管层面高度关注的问题。

大股东的“镜像烦恼”:九台农商行的财务状况与治理关联

涉事村镇银行并非独立于大型银行体系之外的“零散组织”。据天眼查资料,涉事银行扶余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其最大股东为东北最大农商银行——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台农商行”),持股比例达49%。

九台农商行自身正处于经营困难期。该行2024年全年预期净亏损达17亿元至19亿元,2025年上半年预期净亏损约为8.98亿元。亏损主因是为应对外部市场环境变化,2025年上半年资产减值损失较2024年上半年增加约312.42%,但同时部分被营业收入增加所抵销。更令市场侧目的是,九台农商行自2025年3月12日起H股停牌,停牌前收市价为每股0.41港元。2025年11月24日,该行正式从港交所退市,成为首家从港股退市的农商行。吉林金控以每股0.7港元(较最后交易日收市价格溢价约70.73%)的H股要约价,完成了对九台农商行的收购。

大股东自身堪忧的财务面难免令人追问:在自身经营已陷入亏损和资本充足率压力之下,九台农商行对其控股的多家村镇银行在治理、审计和合规管控方面投入的资源和精力是否充足?控股一家村镇银行的股东自身面临退市风险,其对子公司的治理监督能力必然大打折扣。九台农商行在全国范围内全资或控股了33家村镇银行。这一庞大的村镇银行版图,与自身正在经历退市与巨亏双重压力的控股股东之间,形成了治理链条上的悬空地带。

对吉林农商银行而言,这构成了第三个层次的烦恼:在合并扶余惠民村镇银行等56家机构的过程中,必须为遗留的治理风险承担“兜底”责任。而这类“账外风险”——游离在常规资产负债表之外的内控漏洞——恰恰是银行并购中最容易忽视、但事后需要付出最大治理成本去化解的因素。

37亿元代价后的“准国家队”烦恼:吉林农商银行整合的新使命

吉林金控对九台农商行的H股要约现金代价约6.77亿港元,内资股要约代价约25.88亿元人民币,合计超30亿元的资金推进了九台农商行H股退市及国企接盘的控制权转移。九台农商行从港股资本市场全面退出,标志着其在香港市场近九年的上市历程正式结束。

收购完成后,九台农商行实际控制权转入吉林金控主导下的国有全资持股体系。九台农商行是扶余惠民村镇银行的控股股东,而吉林农商银行则是通过吸收合并最终对接扶余惠民村镇银行的统一法人机构。三家银行之间的股权关系和治理纽带相互交叉又各有层级——九台农商行此前是扶余惠民村镇银行的控股股东,吉林农商银行吸收合并了作为子公司的扶余惠民村镇银行,在控股股东层级中,九台农商行、吉林农商银行与新晋升为国有控股银行的九台农商行之间,仍需经历一段过渡性的治理体系整周期。

对于吉林农商银行来说,这起存款消失事件不仅是子公司遗留下的一起偶发案件。九台农商行退市并被国资收购后,其旗下村镇银行的遗留治理问题并不会自动消解。吉林农商银行在完成吸纳后,必须消化这些机构的存量风险,同时承担起对原股东治理缺陷进行系统性修补的责任。这要求其在制度层面——合规体系建设、内部监督机制、风险预警系统——进行全面升级,确保中小银行整合后的资产安全能够切实保障储户合法权益。

行业镜鉴:中小银行整合中的深层挑战

扶余惠民村镇银行存款流失事件,折射出中小银行整合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三重治理困境。

其一,并购过渡期的内控“真空地带”。银行兼并重组往往聚焦于资产端的整合,而合规管理的配套衔接常被置于次要位置。制度流程在并购过渡期处于“暂停”或“切换”状态,新管理体系尚未完全落地,原有风控链条断开或者失控,基层网点的管理约束力出现周期性下降,这一窗口期恰好为内部员工违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操作空间。扶余惠民村镇银行在2025年末被合并后的数月内,暴露出内控合规方面的重大疏漏,说明过渡期的风控安排仍有显著提升空间。

其二,村镇银行改革重组中的“轻治理”倾向。2025年,全年获批解散、合并吸收的银行数量已近400家,总数超前三年之和。从机构类型看,以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为主。在整合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如何确保被吸收机构的内控体系平稳衔接、存量风险充分暴露、资产质量真实评估,是决定整合成败的关键变量。若仅追求机构数量的压减和资产规模的合并,而忽视治理能力的实质性提升,“减量”就可能停留在简单消亡、“提质”则难以落实。

此次事件,也给正身处同一整合进程的吉林农商银行敲响了一次沉重的“警钟”:如果制度设计在基层执行的“最后一公里”处失去温度和力度,那么即便完成56家机构的吸收合并,合并后统一法人的全辖合规质量仍然可能存在参差不齐的风险。

★ 金透评论:整合的正效应不在规模,在治理

扶余惠民村镇银行千万存款流失事件,对吉林农商银行的伤害是多层次的。短期看,它侵蚀了银行信誉,动摇了储户对农商行体系的信任基础;中期看,它将迫使吉林农商银行在整合过渡期之外,投入更多资源应对合规检查和存量风险摸排;长期看,它考验的是吉林农商银行能否在一系列治理缺陷暴露后,从“物理合并”真正迈向“化学反应”。

吉林金控耗资超30亿元推动九台农商行从港交所退市的全过程,以及吉林农商银行吸收合并56家机构的整合实践,这两项举措共同构成了吉林省内银行业“规模重组”的顶层设计逻辑。但监管推动兼并重组的初衷,绝不只在于做大机构体量,而是在于通过规模放大后的资源集中效应来提升剩余资本带来的整体抗风险能力。资产规模不能自动转化为治理能力,只有将合并后的制度建设、内控整合、合规督导做实做强,才能真正实现改革化险的政策目标。

这起案件的解决终须司法机关给出法律判断、银行兑现兑付责任。但对吉林农商银行而言,真正的考题已经提交:如何在合并多项资产的物理进程中,强化对合并机构的合规监督,避免基层机构的个别“溃疡”损害整个体系的安全边际,使每一次整合都能真正筑牢储户的资金安全底线,而非仅仅是资产负债表上的一次存量并表。未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对治理能力的要求,将永远高于对资产规模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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